单田芳的父辈分三支：伯父，单永生；父亲，单永魁；叔父，单永槐。 常言道：“宁做太平犬，不当乱世人。”可惜，清末民初的中国，兵荒马乱，民不聊生，老百姓连“太平犬”也做不成，还谈什么养家小、乐享太平？单家一气儿生了仨儿子，与其说是喜，还不如说是愁。“半大小子，吃死老子”，全家上下五张嘴，很快就把单田芳爷爷的小买卖给吃黄了。熬了几年，孩子到了读书认字的岁数，可是，哪儿来的钱呢？干脆，长大一个发派一个，都出去打零工吧。
打零工差点送命无奈之下父亲入梨园
单永魁做童工打草袋子时，年仅十二岁。他天天顶着星星上班，披着月亮回家———连轴儿转啊。可怜的孩子，多少次不知不觉地尿湿了棉裤，裆里冻成了一块大冰坨……望着小永魁强装出来的笑脸，奶奶放声大哭。抚摸着儿子瘦小的肩膀，奶奶连声说：“咱不去了，再也不去了……”
话虽如此，单家已经穷得连一锅稀粥都熬不起了，奶奶的眼泪换不来高粱，也换不成黑豆，懂事的孩子们仍旧背着父母，偷偷摸摸地跑出去打零工。钢铁都有磨断的时候，何况是细胳膊嫩肉的毛孩子？单永魁终于倒在了土炕上。这孩子得了一种“怪病”，民间称为“大头翁”：脑袋肿大，酷似麦斗，跟气儿吹的一样，急剧变形。望着奄奄一息的永魁，家里愣是挤不出一个大子儿来求医问药，只有泪眼汪汪地陪他———等死。
人只有到了最苦难、最无助的时候才会乞灵于神佛，奶奶烧了无数高香、许了千万个愿，似乎真的感动了天地，死亡线上的永魁居然神奇地挺过来了。搂着骨瘦如柴的儿子，奶奶再也不撒手了：“你要是再偷着跑去当童工，我就一头撞死……”
为了活下去，当家的奶奶做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决定：让永魁、永槐走大哥永生那条路———从艺说书。老太太这句话，为单家两代未来几十年的生活道路埋下了关键的伏笔。
如今，评书说到单田芳这个份儿上的，当然是凤毛麟角。可他的父辈拜师学艺的时候，并未想过将来要成为万人景仰的“评书表演艺术家”。吃“开口饭”的曲艺行从来都是“撂地儿”，比花子乞丐体面不到哪儿去。晚清时代，尽管戏曲演员在北京城或者天津卫红得发紫，地位却相当低贱。据说，戏子的子女只能唱戏，连婚嫁都无法与普通百姓平起平坐。好不容易熬成了“角儿”，还得朝妓女打千儿请安。可以想像，在单永魁兄弟下海的年代，艺术根本就不值几个小钱儿，如果不是为了一口饱饭，谁肯蹚这汪浑水呀。
还不错，单家哥仨靠曲艺活了！单永生投师西河大鼓，人送雅号“八岁红”，三弦、书鼓、鸳鸯板，一登台便来了精气神，他刚刚十四五岁，就已经远近驰名了。永魁则傍着大哥，弹得一手好三弦。也许是命吧，三弦弹来了著名西河大鼓演员王香桂，曲艺为媒，俩人结婚了。从此，奠定了一个奇特的“曲艺世家”：单田芳的父母、叔伯乃至三位舅舅都是“门儿里”出身，难怪他说自己是曲艺熏出来的“虫儿”，恐怕早在娘胎里就开始入行了。
母亲说书临产雪夜观众护孕妇
投身曲艺，就等于默认了“吉卜赛式”的生活———四海为家，漂若浮萍，走南闯北就是为了说书吃饭。天津是当时的曲艺重镇，单永魁、王香桂夫妇在城里租了一座狭窄的四合院，两人搭伴儿说书也能养家糊口。已是深冬，鹅毛大雪飘飘洒洒，九河下梢一片白。
书场里却极为热闹，灯光摇曳，人头攒动，观众们交头接耳地巴望着演员登场。此时的王香桂已经怀孕八个多月了。本来，天气恶劣，可以守在家里养养神，但是，她执意不听丈夫的劝阻，非要唱完最后一场不可。单永魁脾气绵软，实在拗不过，也只好依从了老婆。王香桂挺着大肚子赶了一个多钟头的夜路，才准时到达茶社。弦师单永魁一边伴奏一边替妻子捏着冷汗，心里不住地祷告：“老天有眼，保佑他们母子平安。千万别出什么意外呀……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