给《刘老根儿》把把脉

赵本山自导自演的电视剧《刘老根儿》播出之后，得到的评价褒贬不一。先有人将赵本山演的刘老根儿斥之为“伪农民”，然后又有余秋雨教授对《刘老根儿》的肯定赞扬。作为一个在广东生活了五年的东北客，看了《刘老根儿》，特别有一种亲切感，因而我不理解赵本山的 “伪”从何谈起。我相信，这位“高人”肯定不是农民，在东北农村生活了三十多年的我，竟然看不出赵本山的伪，反倒是生活在都市里的这个“家”那个“者”，在办公室里抽着烟、喝着茶，却“一针见血”地揭穿了赵本山的“伪”。这真是“你不说我还明白，你越说我越糊涂” 了！
赵本山是明星但却不像明星，因为他身上有太多的农民的土气，不过我倒觉得这种土气比某个把“盱眙”（地名，读xūyí）读成yútái的笑星的派头可爱得多。那位个子小架子大的白字笑星曾扮着一副明星的“酷”相（戴着到屋内也不摘的大墨镜）到一餐馆吃饭，他对客人的热情围观很不耐烦，对店主合影的要求更是毫不客气地拒绝了，吵着要换饭店，闹得大家极为不满，这明明是拿冷屁股贴大家的热脸嘛！这位明星显然是把自己摆在了自己的上帝——观众的头上了，殊不知没有了观众的喜爱，又怎么会有明星的出现？
赵本山呢？他从来没忘记自己是一个农民，没有忘记农村有他的根。中央电视台《东方时空》栏目的记者曾跟着他去他的家乡铁岭采访。在村里，赵本山用土得掉渣的东北话和乡亲们打招呼，在炕上盘着腿和大家唠嗑儿。据说他吃饭也很不讲究，只要有小葱、黄瓜蘸大酱就行，他会风卷残云一般一扫而光。这些农民的土气，或许不入某些名家的法眼，但在我看来却是许多人所缺少的，因为这就是生活，这就是艺术之源。赵本山对记者说，当他感到艺术灵感耗尽了的时候，就回村里走一走，为的是给自己充充电。如果说赵本山演的刘老根儿“伪”的话，那么现在一些演员塑造的毫无生活体验的形象反倒是“真”了吗？这岂不是“假作真时真亦假”了吗？说到底，这是一种从骨头里透出来的对农民的歧视：刘老根儿不应该办什么度假村，他应该“腰扎麻绳”地进城，成为城里人取笑的对象才是一个“真”农民。我只能无奈地对赵本山说，谁让咱们是农民呢？你如果能象其他明星一样，也搞它几年“洋插队”，然后再回来演刘老根儿，即便刘老根儿满嘴都是“Yes”、“NO”、“OK”，谁又敢说他“伪”呢？
按理说，为赵本山鸣了半天的不平，接着就应该和着余秋雨教授一齐叫好了，毕竟这位学者的话是很有权威性的。但是我既不是想借余教授的高论来吓唬人，也不想追赵本山这颗 “土”星，反而要说说《刘老根儿》的毛病。
首先，《刘老根儿》在思想内容上存在着一个误区，即宣扬“青天文化”。“青天文化”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产物，是高度集权、高度专制的产物。封建统治者制定的法律是用来约束百姓的，虽说他们也说“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”，但又有多少王公贵族犯罪受罚呢？《礼记》中的“刑不上大夫”就是证明。面对法律的不公正，老百姓只能盼望出现一个“青天大老爷”为他们主持公道。可是，千百年来，中国出现了多少“青天”呢？我们似乎只能说出包拯或海瑞，真可谓凤毛麟角啊！而仅一个“青天”就能铲除罪恶、还老百姓公道吗？这当然只是人们的美好愿望而已，因为“青天”的权限到底是有限的。试看“包青天”，当皇上真有了错的时候，包拯也只是打一打他的龙袍罢了，这种不关痛痒的打法，表面上是铁面无私，实际上却是承认了皇上的特权，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公正。试想，全国的老百姓有多少冤屈？包拯、海瑞又能给多少人伸冤？所以老百姓需要的不是包青天、海青天，而是公正的法律，法制的社会。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里，人民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呼唤青天大老爷了。以法治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，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使然。以前，老百姓用“青天”来否定黑暗的法律制度；现在，我们必须用以法治国的观念来否定“青天文化”。
然而，人们对“青天文化”还有着割舍不断的情结。除包公戏依然大受欢迎外，还有人喜欢在现代剧中塑造青天形象。《刘老根儿》恰恰就落入这个套子当中。面对冯乡长的阴谋陷害，不懂法的刘老根儿本来是满脑民不与官斗的思想，当一些妇女将受冯乡长指使来敲诈的胡科打得落荒而逃时，刘老根儿却批评她们给自己闯祸。他在被人逼到绝境的时候，也想用法律讨个公道，结果却是作恶的逍遥法外，自己反倒因“药匣子”撕了查封“龙泉山庄”的封条而被法院拘留。正当大家绝望的时候，青天人物——县委书记一来，立刻就拨云见日、柳暗花明了。在“十六大”确定了以法治国的方针的今天，还宣传“青天文化”，这不仅是愚昧，还是倒退，甚至是奴性。
其次，《刘老根儿》在语言运用上违反了最基本的艺术原则。也许是为了追求真实，赵本山把原汁原味儿的东北话搬上了荧屏。他演的刘老根儿，除了平卷舌不分之外，还将“别”（bi è，应读bié）、“整啥玩意儿”、“得瑟”（dèse）一类的话挂在嘴边。提起“得瑟”，在字典里是找不到这个词的，我只好根据读音找声音相近的两个字来造这个词，意为不沉稳、瞎折腾；还有“馇粥”的“馇”（chá,应读chā）,是煮的意思。这样的话，恐怕只有东北人才能听得懂。至于“大辣椒”，则更是本色之极，满嘴都是“瞎白话”（不着边际地胡侃）啦，“缺八辈儿大德”啦，“格应人”（讨厌人）啦。这样的语言真则真矣，但生活的真实并不等于艺术真实。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，是不可违反的原则。假如人们认为把日常生活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或搬上屏幕就是艺术，那么世界上就没有艺术了。不过，我们也不能全盘否定，有一个人物的语言是成功的，这就是自称“文化人儿”的“药匣子”。正因为他有点文化，所以“药匣子”说的话都是经过考虑加工的，喜欢转个词儿。这种被他加工过（应该说是被编剧或导演加工过）的语言，不但真实，而且生动，把“药匣子”爱耍小聪明、自命不凡却经常坏事、满嘴道理却有点花心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。所以，《刘老根儿》中最成功最受观众喜爱的形象是“药匣子”。 “药匣子”的语言的成功，是因为它具有艺术真实；其他人物语言的失败（或许有些言重了），是由于赵本山误将生活真实当作艺术真实了。在此，我真心希望赵本山能好好向语言大师老舍先生学习一下，他的话剧、小说是将北京方言艺术化的典范。我更希望赵本山能读一读莎士比亚的戏剧，莎士比亚的剧作之所以在世界各地长演不衰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有诗一样的语言。稍有文学知识的人都应该知道郭沫若的话剧《屈原》，读过其中的“雷电颂”。那诗一样的语言，火一样的激情，潮水一样的气势，使之成为最精彩的内心独白。因此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，只有艺术化了的语言，才有生命力。

原作者： 广东东莞石龙二中 封增学
来 源： 央视国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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