采访姜昆颇费几番周折。他要么开会，要么在外地演出，要么忙于中国曲艺家协会的各种事务……很难找到见缝插针的机会。终于见到他时，是在不久前中国文联举办的“送欢乐，下基层”活动中。舞台上的姜昆神采奕奕，口若悬河，与搭档戴志诚合说相声《精彩网络》。他们俩配合默契，频抖包袱，逗得台下的观众笑作一团。在后台守候多时，表演完节目的姜昆接受了记者的采访。 台下的姜昆没有了镁光灯的照耀，显得有些疲惫，不时擦着头上的汗。也许恩师马季先生的逝世给他带来难以愈合的伤痛。不过，一聊起深爱的相声，他又神采飞扬起来，仿佛还是舞台上那个精力充沛、一嘴贯通宇宙的年轻人，仿佛60岁离他还十分遥远。
相声大师马季先生悄然辞世后，有些人悲观地认为相声时代的终结为期不远。不可否认，相声这门艺术在经历了“巅峰时刻”后已滑入了低谷。造成相声这种尴尬局面的原因，众说纷纭。有人说相声从过去的讽刺型转向歌颂型，失去了它最本质的东西，不好看了；也有人说相声越来越脱离民间，成为空中楼阁。
对于这些说法，姜昆斩钉截铁地说：“过去侯宝林大师把相声从地摊上弄到大雅之堂，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他不管认字多少、受教育程度多少，本身文化层次比较高、审美意识比较高。侯宝林把相声雅化了，从俗文化当中上升了一格———把相声中的脏口去掉了，把荤口去掉了，把那种很低俗的市民作风去掉了，这样就提高了相声的地位。后来经过马季老师的传承再到我们这一辈，相声才有了今天。相声是很有生命力的艺术，是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。相声贴近老百姓，老百姓喜欢相声，相声的前途绝对不会灰暗，我相信相声一定能够振兴！”
谈到相声发展的现状与未来，姜昆很诚恳地用“不尽如人意”来形容。他深有感触地说：“当代的艺术作品反映人民生活的少了，相声也在其中，于是比较起来，大家就会觉得过去的相声好听，现在的变味儿了。随着观众文化欣赏视野的不断拓宽，可看、可听的东西越来越多，即使相声上演，观众也很有可能没看到，相声的影响力自然受到削减。如果相声能够扎根民间，不断汲取营养，跟上时代文化发展的步伐，那么这门艺术就能永远保持旺盛的生命力。”
对于相声越来越脱离群众的质疑，姜昆一笑置之，颇有举重若轻的大家风范。他说，其实相声从来没有“脱离群众”。在这一点上，马季老师对他的影响非常大。“我们这个老师最大的特点就是创作一定源于生活，用自己的实践身体力行、深入生活、汲取营养，将实践看作自己惟一的源泉。”聊到恩师，姜昆的声音提高了八度。他说马季老师热爱生活，在农村一住就是俩月；为创作作品与一个英雄人物接触，一接触就是半年；在一个地方开座谈会，能开四五次。
老曲艺家崔琦也讲过一个关于马季先生的传奇段子：“1963年，马季跟老曲艺家沈彭年一起去山东文登县宋庄公社体验生活，那时候没有宾馆招待所，都住在村子里。1963年，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去不久，穷的地方没有电灯。夏天比较热，他敞着门，光着膀子，背对着门，趴在那里写相声。沈彭年睡不着，想找马季聊天，一看他光着膀子在写相声，想跟他开个玩笑，就突然拍了马季后背一下，‘嗡’的一声飞起来很多蚊子，沈彭年一看自己的手，全是血，再看马季后背，是五个清晰的血印子。”姜昆坦言，老师的这种言传身教对他影响最大，培养了他对人民群众的感情。每次下乡演出，不管当地条件如何恶劣，他都会精神饱满地对待观众。像这次演出，他也是带病坚持。说到此，他不免感叹道：“毕竟也是奔六十的人啊！”
与姜昆交谈，他似乎总是句句不离相声，不离曲艺。2004年，姜昆担任了中国曲艺家协会的掌门人，从演艺人员到公务员，角色的转变使姜昆的视野更加开阔，对相声和曲艺的认识也更加深刻。“自从我主持中国曲艺家协会的工作以来，发现很多传统曲艺已经岌岌可危。去年我在山西看到的潞安大鼓，据说目前只有28人会唱，其中21人是盲人，最年轻的两个人今年也分别是43和44岁了。”
正如姜昆所言，民间有很多值得倡导的曲艺形式。“我们应该给曲艺定位，眼睛不能老盯着春节晚会和中央电视台，应该为老百姓演出。上个世纪80年代河南省宝丰县的‘马街书会’，观众有数十万人，蓝天白云就是舞台，琴声、板声、演唱声响成一片。这种乡土味十足的文化现象与农民的艺术创作有着天然的联系，也是中国曲艺与老百姓心灵的对话。‘马街书会’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民间曲艺运作模式，它是一种市场行为，农民们每年正月十六聚集在一起订购自己喜爱的节目，就像国外的嘎纳电影节一样，农民艺术家正是用这种方式解决了他们的生存困境。”
作为相声界的领头羊，姜昆常常下乡为农民观众演出、说段子。他认为给农民说的相声并不一定非得是农村的事儿，“农民难道不喜欢《虎口遐想》、《宇宙牌香烟》吗？喜欢！我给农民朋友们表演这些相声，他们笑得非常开心。当然我也希望能拿出更多农村题材的相声来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