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听相声说明你爱国。我们街坊有一孩子，会七八国外国话，什么英语、日语、韩语、南斯拉夫语、北斯拉夫语、西斯拉夫语……反正跟八国联军坐一块儿对着骂街没问题！跟他说你听听相声去吧。
“不去！听不懂！”法律不管，我早打死他了！会七八国外国话听不懂相声！
———摘自郭德纲作品《论相声50年之现状》
多年经营剧场相声，郭德纲将自己经营成著名的“非著名相声演员”，电视的介入，令他飞速成为家喻户晓的相声大腕。袁蕾 摄
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举头望明月———啪！”台上的胖子一拍响木，“我叫郭德纲！”
2月5日，星期日，喜欢自称“非著名相声演员”的郭德纲按惯例下午2点开始，在天桥乐剧场演出，没到他上场的时候，他主要在打瞌睡，打瞌睡的间隙，与北京电视台商谈了新节目的合作事宜。天桥乐的演出持续到晚上7点左右。接下来，他要去赶一个宣传部门的相声场，然后奔赴广德楼的相声场。他家住北京南郊的大兴，晚上11点，他在回家的车上和爬楼开门的间隙，又接受了两家媒体访问，因为对方马上要截稿了，此时还有一封采访提纲躺在他的邮箱里……
曾创作了《我要上春晚》的郭德纲，虽然没有登上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，但经过春节期间凤凰卫视一连四天播出的《郭德纲相声专场》，以及央视《实话实说》、《新闻会客厅》等一系列节目的人物访谈，过完年之后的郭德纲，在走红程度上，一点不输于任何上过春晚的演员。
就在不到两个月前，媒体介绍郭德纲时，对他的定位还是“普通老百姓中间名气很小，却赢得了相当多资深相声迷的狂热追捧”，也有不少媒体和相声迷把他视作“挑战主流相声”、“对抗电视相声”的“斗士”。
第一个对他笑的观众
郭德纲说自己没有其他爱好，不抽烟、不喝酒、不跳舞、不听流行音乐、不唱卡拉OK、不开车，麻将牌拿起来，“八万”认识，“八筒”就要摸着数一数了。他也不喜欢背课本，但是喜欢背相声段子。
1981年，郭德纲8岁，开始正式拜师学艺，学的是评书，第一个师傅是天津评书艺人高祥凯。学评书并不像他在舞台下面看到的有趣，每天早上师傅还没有醒，他就得起床收拾屋子、沏茶，等师傅起床教他背段子。段子教得差不多了，就得开始自己练。每天早上四五点，他都会起床去河边喊嗓子、背段子、唱曲子，等到七八点钟晨练的老人来了，他就可以下课了。这一喊就是3年。
接下来的几年里，郭德纲跟盲艺人王田雨学西河大鼓，跟常宝丰等天津艺人学相声，没有拜师，一直学到15岁。
“传统相声需要七八年童子功。”郭德纲说，所谓“说、学、逗、唱”，其实光“说”就包括说、批、念、讲四种手法；“说”，又包括吟诗、对对联、猜谜语、解字意、绕口令、反正话、颠倒话、歇后语、俏皮话、短笑话、趣闻轶事……“批”，要会《批生意》、《歪批三国》、《批聊斋》……“念”的内容就是《菜单子》、《地理图》、《洋药方》等……“讲”，要会的有《讲帝号》以及单口相声《解学士》、《化蜡钎儿》……
学了五六年，郭德纲才第一次有了正式登台的机会———“天津消夏相声晚会”。说是相声晚会，不过就是在游乐中心搭一个露天台，扯个横幅，再支上两个话筒。郭德纲穿着白衬衣、蓝裤子就上场了，表演《五行诗》。第一次站在台上，郭德纲放眼望去，台下几百人，有吃东西的、上厕所的、聊天的，就是没有看他表演的，他突然扫到舞台右边角落有一个大胖子，留着小平头，戴着宽边眼镜，坐在轮椅里，一直冲他笑，郭德纲也没管他究竟为什么笑，“反正他就是对我笑了”，他像抓到根救命稻草，干脆直接对着他说完了这个节目———还好，直到他下台，胖子一直也冲着他笑。
郭德纲一直很在意自己“10年扎实的基本功”，虽然严格说来，他在天津学艺的时间是7年，截至他上北京寻找出路。
好狗不好狗，北京叫一叫
“当时全国都兴到北京来发展，是条好狗都要到北京来叫叫。”郭德纲说，他这条“好狗”，前后来了3次北京。
1988年春，15岁的郭德纲跟着一个朋友去北京报考全国总工会文工团，他不知道，他们和千千万万类似的“好狗”，有一个统一的称谓：“北漂”。朋友在团里有些关系，两个人也还算顺利地留在团里，偶尔也能去四川、河南演出。
“有个正式单位，有固定薪酬和住所，定期有演出，慢慢积累些关系，认识几个大腕，跟着上电视、上晚会，每个月能收入八千一万的。”初到北京的郭德纲对未来的想象力也不过如此。
郭德纲没有想到，一年之后的1989年，就在他的人事关系马上要被调入全总文工团的时候，北京统一规定：外地户口必须返回原籍。郭德纲没有例外地被打回天津，分到一个文化单位接着搞曲艺。
6年平淡、无聊的生活后，郭德纲决定二次上京，想象着能找回一些“圈子”里的关系，所以信心蓬勃地在前门大栅栏一个小旅馆里开了个床位，15元一天，同屋的还有10多个生意人。“找到关系就搬过去”的想法现在看来太幼稚，五六天过去了，他的“关系”都不愿意跟他产生任何关系，“我又不是来住旅馆的”，郭德纲灰溜溜回到了天津。
这时他开始转做生意，只不过做什么赔什么。生意不成又开始唱戏，跟着戏班子到乡下演出。一次去河北文安表演，演员都借住在老乡家，当地水碱性很重，唱戏要画很浓的妆，到卸妆的时候发现用水根本卸不掉，只能带着花脸睡觉，第二天妆模糊了，只能在旧妆上画新妆，这样油彩在脸上反反复复，没几天脸就被折腾得又红又肿。
“在这里吃苦还不如去北京吃苦”，郭德纲打定主意第三次进京，这时是1995年。这次郭德纲做足了准备，青塔、大兴，哪里的房子便宜他就住在哪里，只要有演出的机会他就上。最终他找到了一个沙子口的小京剧团，对方答应每月给他1000元，“最起码能有钱吃饭了”。戏唱了两个月，他一分钱都没有拿到，找对方理论，得到的答复是：“要钱就接着唱，不干也可以走人，但之前的2000元也别想拿到。”郭德纲只好接着唱，有一天演出晚了，公共汽车没了，他打不起车，就从市区走了20多公里，徒步回到大兴的出租屋里。
影视圈好混多了
连郭德纲自己也没想到，转运是从影视圈开始的。当时，北京给他的印象是：“人人都跟央视有关系。”他认识了一些“自称是央视编导的人”，开始谈剧本、写策划。经常是自己的剧本写出来了，对方才拿着剧本去找赞助，电视剧《非常档案》和《正德皇帝下江南》就是他的手笔。他还做过民间艺术专题、美食节目，拍过果汁广告。郭德纲对影视圈的心得是，“比相声圈好混多了”。
直到有一天，他在北京南城一个茶馆，看见一帮10多岁的小孩在说相声，他一时兴起也站到了台前。小孩问：“你也学过相声？”“我也学过。”郭德纲说，这句问话他等了好多年。
玩票让郭德纲发现，相声是有市场的，于是他开始招兵买马，找到了另外两位相声演员张文顺和李菁，几个人凑在一起开始在北京的茶馆里说相声，就叫“北京相声大会”，听一场10元。
创业阶段几乎任何事情都是一幕惨剧，郭德纲说：“最惨的一次，我们试过给一个观众表演。寒冬腊月，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，他们还是站在门外喊人进来，好不容易有个人进来了，可能只是想进来暖和一下身体，台上演员照样有模有样开说，说不到一会，这个观众的手机响了，演员就停下来等他打电话，那个人也不好意思地很快讲完了，我上来跟他说：‘你得好好听，上厕所也要给我打招呼。我们后台的人可比你多多了。’”
郭德纲推行“一个也得演”的方针时，并不知道原北兵马司剧场经理袁鸿也在台下的观众中，更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让自己在媒体上成为铺天盖地的新闻主角。
2001年袁鸿正在筹备做台湾赖声川的剧场相声，想扩展到海峡两岸相声交流上去，于是袁鸿开始留意北京和天津的相声。断断续续看了两年郭德纲的剧场相声之后，袁鸿推荐郭德纲参加了2003年北京相声小品邀请赛，郭德纲为符合“电视相声”标准，花了1个小时创作了《你好，北京》参赛———这是北漂以来，郭德纲的相声第一次跟电视走得这么近。
“可惜决赛他抽签抽中第一个出场，得分并不是很高，所以组委会给了他一个特别奖。”袁鸿回忆说。
终于挂上了“客满”
2004年10月，郭德纲没想到自己参加的“濒临失传相声专场”，不但是传统相声的一个转折点，也是他说相声的一个转折点———专场不但扩大了郭德纲在资深相声迷中的影响力，还被北京文艺广播电台的《开心茶馆》节目看中，在电台开始了专场联播。
“我很欣慰。”郭德纲出场时喜欢用这句口头禅。2004年10月以来，他的确很欣慰，待了一年半的天桥乐剧场，售票窗口终于挂上了“客满”。
“《开心茶馆》每天都播相声，但就是郭德纲的相声火了起来。”资深相声迷东东枪的分析是，郭德纲的相声有“天津的骨头、北京的肉”。
“天津的骨头”关节点就是讲述小市民的小算计、小委屈、小窝囊、小幻想。在郭德纲的相声里，你就可以不时地听到对北京三环交通拥堵、对洗浴中心不洗浴、歌星不一定识谱的小调侃。
“北京的肉”是指他的大气、份儿正、稳健不慌张，“一上台就活蹦乱跳的就是不懂相声”。学好传统相声，逗人笑就不难，郭德纲说：“老先生把中国语言里面能构成包袱的笑料技巧都提炼出来了，直到今天无论你什么笑料都是传统相声里的。”
郭德纲的传统段子其实并不“传统”。《梦中婚》原来的文本是讲一个穷困潦倒的人，有天做白日梦梦到被富翁看中带回去当驸马爷，他把“八抬大轿”改成“直升飞机”，“绫罗绸缎”变成了“西装革履”；从前的《打白朗》变成现在的《西征梦》，把“军阀剿灭草寇”改成了“布什请你剿灭恐怖分子”；《文章会》是讲述一个人如何冒充自己有学问，结果碰到另一个真正会文章的人，民国时期这个会文章的人叫“康有为”，在郭德纲这里，故事结构不用变，只是“康有为”变成了“金庸”。
郭德纲身旁的“钢丝”越聚越多，东东枪发现，有一天著名的《大实话》的最后几句，从以前的“没事儿您就把这相声大会进”变成了“没事儿您就把这德云社来进”——叫了七八年的北京相声大会终于有了正式的名字：德云社。“德”取郭德纲的“德”字，“云”则取字郭德纲“云”字辈的徒弟。这也是中国目前已知4个民间相声团体之一，其他3个都在天津，分别是众友、哈哈笑、九河。
2005年9月底，袁鸿北兵马司剧场的经营撑不下去了，剧场关门之后，他被第三届相声小品大奖赛邀请去做宣传统筹———职责就是带着圈里人和媒体，给大奖赛想些策划、找多些作品。
把天津相声请到北京来是第一步。袁鸿把编剧史航、剧评人水晶以及10多家媒体记者，带到了天桥乐剧场，这是大家第一次看到郭德纲的相声，一场下来，这些人都成了“钢丝”，史航和水晶便开始尽可能地以各种方式推广郭德纲，为今年1月郭德纲在媒体上遍地开花做了足够的常识铺垫。
媒体总爆发
其实，袁鸿带着一帮人不光去了天桥乐剧场，还去看了东城李金斗的相声俱乐部、天津众友、哈哈笑等相声剧团的演出。跟天津的社团交流起来毕竟“有物理距离”；跟东城相声俱乐部“功成名就”的演员交流起来，“又说不到一起去”。
就在他们看过德云社演出之后不到一星期，11月5日，郭德纲带德云社全体人马去天津举行相声专场演出，这是郭德纲第一次在大剧场里说相声，袁鸿、史航带着北京10多家媒体一起，浩浩荡荡跟着一起去了天津，这些记者大多是第一次知道郭德纲。
以11月5日为界，之前只能查到一篇关于郭德纲的文字———水晶写的郭德纲相声评论；在此之后，媒体上渐渐开始出现“郭德纲”的名字，12月中，《三联生活周刊》刊发的《相声界的草根英雄———郭德纲访谈》，算是媒体对郭德纲现象的第一次大型报道，文章对郭德纲的定义就是“在普通老百姓中间名气很小，却赢得了相当多资深相声迷的狂热追捧”。
这段时期，郭德纲的《论相声50年之现状》在网上广为传播，更多人认为这是痛斥相声圈腐朽和积弊的演讲稿。
此后，据“钢丝”统计，媒体以平均每天一家的报道频率介绍郭德纲，“相声斗士”、“与主流相声圈抗衡”等形容词，被放到了“郭德纲”3个字之前。直到今年1月媒体高密度采访的总爆发。
“我们新做了一个栏目叫《文化大观园》，听说郭德纲很火，就在考虑给他做一个访问。”凤凰卫视编导向芳是今年1月2日去看的郭德纲专场，“听别的相声我5分钟都笑不起来，听郭德纲的3句话我就能笑起来”。
郭德纲当天状态很好，专访也做得很成功，节目播出之后，台长王纪言意犹未尽，觉得节目配搭的郭德纲的相声太少，“谁说电视台不会拿半个小时给相声？”拍板决定让《文化大观园》在春节期间制作一档郭德纲个人专场，一连4天，每天1个半小时———这也是凤凰卫视几年来的第一次。
王纪言亲自部署此次转播：本来两台机器录制，增加到了5台；为了画面美观，还交待一定要使用“摇臂”。
“郭德纲没有提任何转播费用，为了配合我们录制，是专门在腊月二十九那天临时加开了一场。”凤凰卫视《文化大观园》制片人姜又兮说。事实上，郭德纲的演出现场从不干涉现场录音、录像的，“钢丝”把他每场演出都录下来传到网上，想听的人可以随时免费下载，也正是这种传播途径，让更多的人知道了什么是郭德纲。
本来姜又兮担心，临时加开一场会因为缺少观众而损失气氛，郭德纲一拍胸脯：“包在我身上。”就在开演前几天，他在网上发了一个加场通知的帖子。
节目正式录制是中午1点，摄像师早上6点半去布置现场，没想到一大堆“钢丝”早在5点半就守在天桥乐门口了。等姜又兮8点到达天桥乐的时候，差点没能挤进去。
“就是第一排，我发现那个老头一直没有笑。”郭德纲的徒弟悄悄跟姜又兮讨论这个严峻的问题，他们都非常注意台下观众的反应。姜又兮看了看，对他说：“这是人艺的著名导演林兆华。”她又指了指旁边的夫妇：“那是孟京辉夫妇。”徒弟笑了笑，说：“他们倒是不停地笑。”
